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平均下降2岁

　　利用高科技智能作案数量在增长

　　犯罪手段成人化

　　不计后果惨无人道

　　犯罪团伙有的已形成黑社会组织雏形

　　司法管辖门槛过高大量危害社会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广州市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，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，未成年人犯罪案呈不断上升趋势。 2007年全市共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511起，刑事涉案未成年人达1307人。

　　随着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社会价值观念、社会阶层结构、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，未成年人犯罪在年龄、类型、手段、方式上呈现一些新特点。

　　犯罪年龄低龄化

　　以前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龄为16至18岁，而近几年则为14至16岁。据统计，从2000年到2007年，广州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。据统计，在14岁至16岁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12%，出现了“危险的14岁”的现象。其中，在校生与闲散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十分严峻，分别占34%和66%，而闲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明显多于非闲散未成年人。这些闲散未成年人绝大部分是辍学生和流失生，游离于学校之外，多数有过学业失败的经历。其中，闲散未成年人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。

　　犯罪类型多元化

　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以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主，其中抢劫、盗窃、抢夺犯罪尤为突出，约占未成年人案件的89.32%。此外，杀人、强奸、绑架、伤害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未成年人犯罪还出现在毒品案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。2007年8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“黑龙会”案件，该黑社会性质帮派的全部成员除一人外均由“80后”人员组成，其中有3名骨干成员是未成年人。此外，发生在校园周边针对在校学生的敲诈、抢劫等各种案件，已成为社会、学校、家庭关注的焦点，个别学校周边案件的频繁发生，已严重影响到了在校学生及家长的情绪，危及学校的正常秩序和该地区的社会治安。

　　犯罪手段成人化

　　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，但他们的犯罪手段却日趋成人化，广泛采用成人犯罪的方法、手段。

　　其一，未成年人作案性质趋于恶性化。部分未成年人在作案时，不计后果、惨无人道，在犯罪过程中，对被害人没有丝毫同情怜悯之心，有的残害被害人肢体，有的为消灭证据而灭口。

　　其二，网络犯罪日益增多。网络的兴起已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，由于相应的法规和监管制度并不完善，且网络犯罪具有较大的隐蔽性，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参与了利用网络传播淫秽信息、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，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新问题。

　　犯罪形态团伙化

　　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、智力、胆量和经验，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、减少作案阻力，易于得逞。据统计，60%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属于团伙作案，纠集多人，相互利用。一种是由未成年人纠合在一起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；另一种是由成年人控制、教唆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，且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。特别是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结构、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，已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。

　　犯罪方式智能化

　　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。例如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、对讲机等，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。实施高科技犯罪也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，如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、传播、观看淫秽物品，窃取、更改、复制电信号码，窃取上网账号及密码等。未成年人反侦查能力不断增强，实施犯罪之前精心布署，作案后伪造现场，毁灭、转移证据。广州作为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，青少年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智能作案的数量，近些年有相当比例增长。

　　犯罪原因剖析

　　记者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挖掘，发现这些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有很多共性方面。

　　一是家庭教育的缺失。其一，社会底层家庭。由于家庭收入低、父母素质低，未成年人基本上得不到很好的家庭教育，甚至要过早地扮演成人角色，承担挣钱等家庭责任，直接面对社会问题的冲击，这使农村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的比例相当大。其二，动荡家庭。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的孩子由于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，得不到应有的家庭呵护和约束，容易在外界的不良干扰下形成变态人格、表现出反社会行为。家庭关系的不和睦也会对未成年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，生活在不和谐家庭中的少年，往往表现出心事重重、性格抑郁的特征，更容易辍学或者结交不良朋友，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。其三，不懂得教育方法的家庭。有的父母由于角色认知偏差，或过于严厉，或过于骄纵，不能有效地与孩子沟通；有的父母重学习、轻品德、轻心理、轻闲暇活动，导致孩子性格的缺陷或偏差；有的父母漠视孩子的权益，虐待孩子，忽视孩子；更有的父母自身有违法犯罪行为，把自己的错误认识和行为传授给自己的子女。